二十世纪没有白过

在即将跨入新世纪大门的时刻，回首百年中国文学，我想说的第一句话是：二十世纪没有白过！经过四五代人的共同努力，尽管历尽种种坎坷曲折，中国文学终于从古典形态不可逆转地发展成了现代形态。这个质的飞跃永远值得我们庆贺！

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许多士大夫都感受到国弱民贫的痛苦，都在探索救国的道路。但他们的目标和“五四”以后的知识分子很不一样。他们希望中国通过变法，恢复天朝大国的地位，成为世界霸主。康有为写过一首《爱国歌》，声称“唯有我霸国之资格兮，横览大地无与我颉颃”。辛亥革命前夕有一部小说，畅想中国经过八九十年变革，到二十世纪末年已经国富兵强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。小说写1999年中国上议院决定废除公元纪年而改用黄帝历（公元2000年，正好是黄帝纪年4709年）。这引起白种人国家的害怕，并引起匈牙利国内黄白人种间的冲突。匈牙利国王请求中国大皇帝出兵保护，终于引发一场世界大战。结果中国在全世界华人协助之下获得胜利，迫使欧美各国签订有利于中国的和约。匈牙利从此也改奉黄帝历。于是万国来朝，中国达到鼎盛时期。这种梦，“五四”以后的作家不会再做了———不是认为不可能，而是认为根本不应该。鲁迅把这类救国目标叫做“旧式的觉悟”，加以谴责。当有人论及日本并吞朝鲜这件事而津津乐道于“朝鲜本我藩属”时，鲁迅感到这类思想的“可怕”。无论在对待国外的弱小国家，或者对待国外的弱小民族方面，鲁迅都主张平等，支持正义，倡导和睦相处。他不愿自己做别人的奴隶，却也不愿别人做自己的奴隶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体现了鲁迅思想的现代性，体现了“五四”新文学的现代性，测量出了“五四”作家与康有为那代人思想上的距离。“五四”一代作家接受的是人的个体本位价值观念。戊戍变法时期的谭嗣同，虽然在《仁学》中首揭“个人自主之权”，但那还只是先驱者个人的觉悟；只有到五四时期，这种思想才成为一代人的共识，形成时代风尚。所谓“文学革命最大功绩在于‘人’的发现”，这“人”，就是个体本位意义上的“人”，其内涵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和意志。用《伤逝》女主人公的话来说，“我是我自己的，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！”接受这种个体本位思想，对于历来只强调君权、族权、父权、夫权而不强调个人权利的中国人来说，是价值观的巨大变化，是人文精神现代化的重要标志。既然要尊重每个人的权利，也就意味着人们不但要懂得自尊，还要懂得尊重别人；自己不受别人压迫和损害，也不去压迫和损害别人。这就是鲁迅在《狂人日记》中提出要改变“人吃人”现象、自觉地做“真的人”的实际含义；也是《故乡》中“我”听到闰土叫一声“老爷”，禁不住从灵魂深处感到震撼，强烈地要求打破人和人之间那层“可悲的厚障壁”的原因；以及《阿Q正传》中鲁迅为“假洋鬼子”不准阿Q革命感到愤怒，同时又为阿Q式的革命本身感到悲哀的道理所在。这种个体本位思想，不但不能误解为自私自利，相反，倒是和正确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，和社会主义的原则相通的。

文学的现代形态，还包含着另一种含义，那就是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人民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多样。白话诗文的出现，小说地位的提高，话剧艺术的引进，传统戏曲的革新，都使人民大众在即将过去的世纪中有可能直接享受着自己的文学。而文学的多种形式、多种风格、多种题材、多种流派、多种创作方法同存共荣，自由竞赛，实际上也在实现百花齐放，发挥着多种功能，共同为人民的事业服务。长期实践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，题材、形式、风格、创作方法等等都只有相对的意义。选择其中的某些方面加以倡导，这很有必要，但如果走向独尊，则又会无益有害。离开了创作主体，无论何种优越的题材或创作方法（包括现实主义在内），都决不会有神奇万能的功效。真正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，归根结底还是作家文化学养的高低、人生体验的深浅和文学创造才能的不同。在这方面，永远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。